日前，马云在浙江商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再一次提起了要警惕英国《红旗法案》法案的悲剧。这是这位大佬在多次演讲中提到这个概念，在此前两个多月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他也发出相同的警告。在此期间，央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等办法应声落地，令人浮想联翩。
令马云紧张的《红旗法案》，究竟是什么鬼？
19世纪，汽车在英国开始流行。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机动车法案》，其中规定：每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必须由3个人驾驶，其中一个必须在车前面50米以外做引导，还要用红旗不断摇动为机动车开道，并且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英里(每小时6.4公里)。后被人嘲笑为《红旗法案》。这部法案直接导致一个结果：让汽车等于马车，也扼杀了英国在当年成为汽车大国的机会，随后，汽车工业在美国迅速崛起。1895年，整整耽搁30年后，红旗法案被废除。
这部奇葩法律的出台，完全是当时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马车制造和运营商们的杰作。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决不是特例。在美国，也有相类似的事件发生：
150年前，在美国流传出一篇奇文，这篇文章的标题叫《蜡烛制造工匠的请愿书》，代表蜡烛、灯蕊、灯笼、烛台、灯台、灯罩、动物油、树脂、酒精生产商向政府和民众呼吁，重开1845年和1851年大英帝国已废除的窗户税和玻璃税，禁止太阳入屋，以保证他们所在的照明行业的利益。在石油还没有大规模开采之前，这些产业曾主宰着城市的照明。当然，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太阳，而是当时初露头脚并被公众越来越认可的煤油灯。
除了请愿和制造舆论，他们还不断地把因使用煤油灯不当而造成的火灾与损失变本加厉地夸张成缺陷和灾难，以阻止它的流行。
但结果又怎么样呢？有目共睹。
历史曾无数次地将这类开历史倒车的人变成一个又一个笑话。但却并不妨碍在每一个新生事物面前，总有一些出于既得利益考量或对新发展趋势确实迷糊的人做出各种荒唐事情。
比如，与汽车和火车比赛的马车夫；与蒸汽机比赛工作效能的纺织工，以及前文所提到的与阳光和煤油灯较劲的蜡烛商。而这次胜出的煤油灯，在其后出现的电灯来临时，也干了几乎相同的事情。而之后，电灯的发明者爱迪生，也犯了几乎相同的毛病，为了捍卫他一手建设起来的直流电照明体系，他不贻余力打压和抵毁交流电体系的发明者特斯拉及其技术，为了增加可怕效果，他甚至发明了电刑椅，还当众用交流电电死一只大象。这，并没有改变交流电成为人类主流的用电广式。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早年，我曾看过一部名叫《品质》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坚持品质，把鞋做得既结实又耐用的皮鞋匠敌不过机器生产的华而不实的皮鞋和人们朝秦暮楚的审美取向，最终饿死的故事。早年，我曾对他的这种品质，抱以深深的敬意和感动。
但现在，却觉得那位皮鞋匠的坚守，未尝不是一种对惯性的固守，像刻舟求剑一般，时代之船已走了千里之远，而你还在一个地方固守和坚持，这既可以视为一种悲壮，也可以看成一种僵化。这种状况，有点像老评书艺人仇恨电影；图书出版者仇视电脑和手机一样。
这些作为个人选择，本无可厚非，只要他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他正好是一个行业的管理者或一个企业的决策人，可以决定一个产品或一种业态的走向和生死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而事实上，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比如，曾经红极大半个世纪，统领人类摄影技术潮流的柯达公司，在数码影像的大潮面前，顽固地坚守胶卷冲洗这一传统的既得利益，甚至雪藏了他们率先发明的数码摄影和冲洗技术，以为捂住耳朵就可以听不见自己不喜欢的数码革命时代的来临。这种像驼鸟那样把头埋在沙里就以为危机不存在的滑稽相，也在摩托罗拉等曾经风靡世界的巨无霸身上。
这种状况，也体现在社会管理的模式上，比如某些经济决策机构，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不是顺应市场的调节与自净能力，而是向往垄断和可以把控的秩序。
一些政策管理者，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渴望自由流动的状态下，无休止地加码管控，与潮流和大势为敌。于是，就出现了每当有新生事物出现，以管控和压制为前提的所谓新规出台。
于是就有了余额宝的转款上限，滴滴司机的身份限制，以及互联网贷款不超20万的各种奇葩规定，像蜡烛商抗议阳光入屋那样……
这些层出不穷的限制，可能迟滞，但决不会改变潮流和大势。就如同马车夫无法阻止汽车与火车，蜡烛商无法阻止煤油灯和阳光一样，他们想拖住历史步伐甚至将其往后回拉的举动，只是给后世的历史学者，添了些笑话和谈资而已。
在历史大潮来临的时候，你是否知道什么是潮流，并且选择站在这边还是那边，非常重要。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和蚂蚁金服控股股东马云共同前往中国足协，与足协主席蔡振华、常务副主席张剑等人进行了会晤。会谈中，马云明确表示自己想要入股国安，同时表达了自己愿意为中国足球尽一份力的愿望。
因为2000块钱，马云自称要报恩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从12月23日下午2时开始，马云和蔡振华的会面持续了1小时10分钟。马云没有和足协讨论什么是关联关系，也没有就关联关系做出澄清，相反，他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就是想要为国安注资的想法。
关于为什么注资，马云表示在他当年非常落魄的时候，国安方面相关人士曾经给予他帮助，本着知恩图报的思路，如今国安需要资金，他责无旁贷。
而据《体坛周报》报道，国安相关人士当年对于马云的"帮助"实质就是2000元钱。
当然，质疑马云与国安的私人情谊或者收购动机并不合适，但眼下最关键的问题依然在于，这个双方都想竭力促成的交易是否违规。
对于被质疑"关联企业"，马云不是第一次了。
2015年年底，苏宁集团完成了对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的收购。这桩收购前，据新华社报道，阿里巴巴集团与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共同宣布达成合作。
根据协议，阿里将投资约283亿元参与苏宁云商的非公开发行，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9.99%,成为苏宁云商的第二大股东。
同时，苏宁云商将以140亿人民币认购不超过2780万股的阿里新发行股份。
而早在2014年6月，阿里集团收购了恒大足球俱乐部50%的股权，2015年11月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新三板挂牌前，阿里和恒大对股权进行了重新分割，现在恒大持股60%,阿里持股40%.
很显然，恒大、苏宁两家俱乐部因为阿里的原因，已经有了关联俱乐部的嫌疑。
但在和蔡振华的对话期间，马云本人似乎对足协的转让规定和具体条款并不清楚，一起参与谈话的中信董事长常振明席间也说话很少，只是希望能够和足协更多一些沟通，了解足协在此事上的态度与相关规定。
马云否认关联交易
此前，也有传闻称，恒生电子（蚂蚁金服旗下间接入股公司）以及西藏的一家投资公司（IDG）要参与北京国安增资扩股事宜，北京国安以及恒生电子各自占36%，IDG合伙的西藏投资公司占比28%。
但目前，蚂蚁金服入股北京国安一事还没有定论，问题主要是需要厘清马云入股国安是否与恒大属于关联。
2014年6月，阿里巴巴宣布12亿元入股恒大足球俱乐部，占股50%。入股后，马云多次出现在恒大的比赛现场。
马云认为不存在关联，他表示，自己在阿里巴巴集团只有非常小的股份，如果折合成在恒大俱乐部的股份，更是只有2.9%；而且，自己虽然经常去观看恒大的比赛，但对于恒大俱乐部的事务从不过问，恒大也从来没有征求过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更不会对恒大产生任何影响。举个例子，就如同自己同时购买了两家俱乐部的股票，但其中一家只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所以这不能属于关联。
但足协方面对此还没有定论，只表示，会根据这次会议反映的情况进行仔细了解。如果国安正式申请增资扩股，中国足协会正式给出结论是否属于关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