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底“宝万之争”浮出水面起，“门口的野蛮人”再一次为公众熟悉。
回顾2016年，宝能“血洗”南玻，南玻管理层集体辞职；恒大增持万科A至14.07%，宝能、华润、恒大三足鼎立，万科经营环境动荡；前海人寿增持格力电器至4.13%，董明珠面临新挑战；阳光保险频频举牌伊利股份，“未来12个月内不再增持”的承诺并不被信任；平安入主上海家化后，致高管葛文耀、王茁离职，2016年前三季度上海家化营收同比下降7%，净利下滑45%，优秀国企走向平庸……
12月3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表演讲称：“最近一段时间，资本市场发生了一系列不太正常的现象，你有钱，举牌、要约收购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作为对一些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公司的挑战，这有积极作用。但是，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挑战职业操守的底线，这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根本不是金融创新。”
中国激进型保险公司的举牌行为，和美国80年代中期起盛行的杠杆收购（LBO）性质上是一样的，对于企业的潜在冲击也十分类似。但是，正如美国80年代一样，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供给侧改革需要一批扎实的、进取的实体经济企业成为产业升级的带头人，这批企业必须保证把握在经验丰富、全心全意经营企业的企业家手里，不能让资本躁动催生的中国版门口的野蛮人干扰改革。因此，有必要在审视美国80年代杠杆收购带来的教训的基础上，思考监管的新作为。
美国80年代杠杆收购的历史背景、奥妙及后果
并购，本来是企业世界中并不少见的事情，但是，美国80年代的杠杆收购却不是普通的并购，它对美国除了当时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之外的大量实体经济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后果上看，要为美国大量实体经济企业后来的长期停滞负责。
80年代，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尝试各种手段摆脱70年代末美国陷入“滞涨”的情况，包括提高利率治理通货膨胀等。当时，美国在产业竞争层面已处于下风，迫切需要重振实体经济，包括加快推出新产品和技术升级来应对日本的挑战。也的确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产业中兴功臣，如曾任福特汽车总裁，被解职后临危受命重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李·艾科卡。
但是很遗憾的是，80年代中后期的大量因素不利于美国大部分实体经济产业的复兴，里根的供给侧革命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尽管后来美国靠信息产业的增量部分及全球化取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但大批传统产业——包括能源、电力、汽车、装备制造、消费品等诸多产业在后来20多年乏善可陈，而美国的基建趋于停滞并逐渐破败。
在诸因素中，杠杆收购是非常重要的人为因子，80年代的杠杆收购主要瞄准的是传统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大部分标的公司除短期内退市再上市中估值提高给收购者带来财务回报外，在长期都没能真正复兴。
当前中国“举牌”现象，与80年代美国杠杆收购有类似性
由于法律不同，中国财务投资者尚不能通过设立专门法人实体，借债并购实体。但是保险领域的万能险却为类似的行为提供了管道。保险公司具有理财产品性质的万能险产品，和美国杠杆收购中的举债是类似的，只是利率相对较低，可以事实上实现滚动操作，不要求硬性还债而已，另外，中国的举牌不需要收购全部股权，只需要实现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对那些股权分散的公司，通常20%以上即可）——但是，这显然是指向参与企业决策尤其是财务方面的决策，否则也没有必要执意举牌成为大股东。可见，中国举牌现象和80年代美国杠杆收购在性质上类似，美国的教训我们就不能不警惕。
前几年，中国平安入住上海家化，很快就导致这家经营不错的地方国企逐渐平庸，已经是前车之鉴，最近又有改革开放阵地深圳的知名企业南玻因举牌而来的保险公司大股东干预企业创始团队的重大战略而导致团队出走，非常让人警惕。这当然是社会福利的损失。现在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靠理财产品裹挟大量资金的“门口野蛮人”对格力电器、特变电工这样的由能人一手领导带大，具有重要科技产业制高点意义，同时因为出身集体所有制而股权分散的公司进行“举牌”，进而影响企业战略轨迹。
让中国版门口的野蛮人肆意任为，势必对这些对国民产业高地至关重要的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前文所提，美国杠杆收购的最危害是并购后，标的企业为了偿还发动收购者借的债，削减了长期研发投入，指使技术停滞和长期国际竞争力下降。中国举牌的潜在危害就是财务投资者控制实体经济公司，片面要求高分红。
当前被瞄上当作目标的企业，多半是在某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相对行业其他企业利润水平较高，规模较大但市盈率水平较低的优质企业。现在很多举牌者或暗自窃喜于举牌行为的投资者，盼的就是“现金牛”——你企业已经有这个位置了，那就应该多“回馈股东”。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事实上，从长期看，并不存在能永远当现金牛的企业，因为企业经营是有起伏的，每时每刻都应当为3-5年后的市场及产业环境做好准备，如果不做好准备，不投入研发，不涉足更新的领域，那么挤压出来净利润去进行所谓高分红往往难以持续5年。
按中外经验，企业分红率，以市值为分母，每年达6%已经算很高的（更多的是当年净利润的30%-50%多，一般相当于市值的1-2%，更多要依靠企业股权价值的增长来回报投资者），假设连续高分红5年，也就分出5年前市值的30%，如企业因为没有早做准备而逐渐竞争力蜕化，市值也会缩水，对投资者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而在中国式举牌情境下意味着，那些购买了理财产品的投资者的产品价值缩水或兑付无法维持的风险。
中国中坚力量企业进入发展关键阶段，企业长期发展不应受到举牌者的干扰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迫切需要有新的，有技术含量的增长点摆脱过去几年社会沉迷于房地产、理财及少数通过击鼓传花高估值的暴富行业带来的泡沫困境。因此，中坚力量企业非常重要。而我国恰好有相当一批企业发展到了关键阶段，正处于群体崛起的黎明时刻。
从一些中国企业典型的案例看，大批企业正在进入重大新产品研发或重大战略决策阶段，这是呼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重大产品研发和战略选择，往往需要耗费2-5年时间（指物质领域或真正高技术领域的新产品，不包括媒体性的互联网“产品”），一般3年比较常见。而且越是从无到有的越难，越是没有国外先例的越难。
目前已经发生的案例，如康得新搞增光膜、欧菲光搞新型触摸屏、摄像头模组，2-3年；比亚迪从无到有搞“云轨”，5年；京东方搞扩产走出困境，3年；特变电工搞超高压、特高压产品，3年左右；华为从提出“云、管、端”搞高清图像传播，研发了三四年。
很多企业一手在推广已经取得的成功，一手又在进行下一步布局，比如上述企业已经投入到碳纤维、指纹模组及芯片、OLED等等下一代产品中去。中国的中坚企业将长期处于多代产品迭代式研发，多领域同时研发等情况，不可能片面成为所谓“现金牛”。
即便是资本市场最被认为是所谓现金牛的水电企业，也涉及再投资开发新水电站的战略要求。把公司资金片面用于高分红，和美国杠杆并购把税前利润以利息形态转移给贷款者一样，是一种系统性的把实体经济用于下一步的长期资金转移给在意短期利益的金融资本或金融受益者的做法，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尤其不利于当前中国处于关键阶段的供给侧改革。
从举牌涉及双方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来看，举牌行为干涉企业经营也是不能接受的。一边是辛辛苦苦做了20年乃至30年的企业，一心为企业长期发展着想（比如格力电器董明珠，比如南玻的曾南）的能人；一边是对外发理财产品，短时间内囤积几十亿、几百亿的现金，被堆着的现金推着“不得不”到处搜寻大规模投资对象，“不得不”举牌眼中的“类债股”的纯粹财务机构，谁会为企业长期命运着想？
谁有能力为企业重大战略决策负责，为企业百年基业不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团队，使能人代代传承？答案是很清楚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的是一批不断传承的，干预为人类开拓新边疆的产业企业家群体，而不是进行纯粹财务运作的资本弄潮儿。我们要记住，企业不是某些“养猪理论”所说的猪，“养大了就要卖”，对于有技术门槛的企业来说，企业就是企业家的生命，这在中国产业升级的深化改革过程中，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将进入攻坚期、关键期，国际上特朗普上台，国际前景不明，美国可能走上固本强基的发展道路，中国面临资本外流、外汇储备缩水等系列挑战。此时，中国理练好内功，保护好自己发展的中坚群体，绝不能大意放纵，让投机资本在国内各个资产领域不断掀起风浪。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资本市场不应该急切的鼓吹牛市，更不应当以举牌蓝筹股为由头鼓吹牛市。中国及中坚企业发展和改革的关键阶段，不应放任自己内部蜕变出的“野蛮人”敲门干扰。
